何家英：从反思中走来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以展示苦难与创伤为主的“伤痕文学”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，随后，伴随拨乱反正，审视历史、思考未来的“反思文学”应运而生。抹去灰暗的调子，转向明朗的精神，美术与文学不可避免的在时代的驱动下，形成了共同的反思之路。

何家英作品《藏族少女》

自解放后，中国人物画一直以写实为主，特别“文革”时期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,都在以写实主义来表现“火热的革命生活”。“文革”后，大量西方现代绘画思潮涌入，对人们的视野形成巨大冲击。人们看腻了八股式的构图，开始厌倦高大全、假大空、红光亮的写实绘画语言。就这样，终结文革创作模式成为主流意识。美术界的大反思，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。

倡导中西绘画语言的自然交融用中国画手法表达西方画的深刻

中国绘画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？

“有头脑的艺术家都在反思，没有头脑的还在走老路，还有会一招鲜的画商品画，但总体感觉上，更加讲究艺术思考的一些美术家，都开始追求西方的现代思潮。”那个时代的记忆，何家英历历在目。

在“变”成为当时美术界一个标志性的词语后，追求西方的现代思潮又成为新的时尚和标志。而此间，何家英的创作思想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。

1980年，从天津美院毕业的何家英，去葛洲坝体验生活。在那里，热情爽朗、梳着两个大辫子、穿着朴素工作服的电焊女工，让他看到了非常的气质和美感，随后，何家英以她们为原型，创作了写意画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。

正是这幅作品，让何家英获得了天津第二届青年美展一等奖、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，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，那一年，他23岁。然而，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同学张明骥看过画后，却给了何家英当头一棒，“你那不是艺术，只是一种姿态。没有思想，没有境界”。

什么是艺术？这引起了何家英的思考，他翻阅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书籍，只为寻找艺术的真谛。“同学的话，对我是一个警觉，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还是文革创作模式的一个继续，画的只是人物之间的一种欢乐氛围，是一种不够深刻的。”

伤痕文学流行的年代，何家英的创作思想深受影响，他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进行更深刻地挖掘，早在创作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时，他就期待着能够画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姑娘，但苦于没有寻到好的形象和表现形式。后来，他去山西临汾吉县写生，创作了《牲口集市》，还是大写意的手法，只是比较注意虚的处理，可他依然不满意，因为觉得内容比较空洞。

1981年，何家英创作的《街道主任》无疑成为他艺术的分水岭，这是他的第一张工笔画形象，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绢本作画。

丰满的体态、世故的眼神、叼着烟卷的傲慢与奸滑，人物的内在通过何家英的刻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他一反常态，借鉴了唐代人物的丰满形象，这与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饱满而有张力、弧线外涨的造型观念同样极其相似。很显然，他在尝试将中西两种绘画语言自然地表达在一起，并试图将它们带向现代层面。

在一片“反传统”的叫嚣中，何家英表现的异常冷静，他研究以顾恺之、张萱、周昉和李公麟为代表的中国晋唐人物画传统，到山西永乐宫和甘肃敦煌去考察和临摹古代壁画。他发现，中国早期绘画和西方绘画几乎是一致的，只是因为后来文化的差异、材料的使用，才会导致分道扬镳。“中国画，是一种诗意的诗性思想，讲究意境，很概括。而西方人追求科学，因此把表象非常有质感的东西画得细致入微，非常准确，其实，这对中国画的人物形象刻画提供了很好的经验。”所以，在有人公开鼓吹要在中国美术界传播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潮中，他没有“一概而论”的反对，而是表明他对提香、拉斐尔、库贝尔、马奈等西方画家的喜爱。

何家英要走的是一条中正之路，是要找到中西方绘画语言的共通原理与根本规律，使两者融合成为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状态，所以，他不断在实践中尝试用中国画的手法，画出西方画的深刻。

能把对立统一起来，这是高明之处，也展露了一个人性格中的包容性。面对绘画风格、性格、做事方法都不同的人，他从不争辩，遇到批评声音，他还专门回帖表达感谢，“人最怕自以为是，尽管有点成就，别人抬爱你，但人都有缺点。善意的批评，我愿意接受。”

在那个厌倦写实，一味追逐西方绘画思潮的时代，何家英依然坚定着现代写实绘画的创作之路，他认为，中国绘画的写实还停留在概念写实上，不真切、不深刻，即便古代的中国画强调本质意义上的真实，但形象千篇一律，基本忽视人的价值问题仍然突出，而非西方人强调对表象的真实描绘和对内心的深入刻画，所以，在他看来，写实之路完全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只是比较艰难，更见功力。

《街道主任》显然成为与当时的时尚和审美格格不入的“异类”作品，但这是何家英小时候最熟悉的形象，一个最基层的领导干部，做着服务工作，有点权势，又会张罗，有时还会欺负人，他在作品的刻画中，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，这也是中国画走向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萌芽之作。

《街道主任》不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工笔画真实和独立的一道分水岭，也是何家英从写意画转向工笔画的分水岭。

其实，早在天津美院学习之时，何家英便已显示出其在工笔画上的潜力。大学一年级时，他临摹的《簪花仕女图》，今天看来依然毫无幼稚之气，足见20岁的他在工笔画上的天赋。

《街道主任》发表后，何家英参加了汪国风创办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，创作班首先排除文革“假大空”的创作模式和苏联文学性过强的情节性绘画干扰，力求寻找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，并解决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。

随后，何家英随团队来到河北易县狼牙山画猫村体验生活，“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，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”。他住在村民家里，和他们同吃同住，一起种田摘柿。农村条件艰苦，他还曾招至一身虱子。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也会感到孤独，但那正是感受境界的最好状态。 “那是真正为创作而去，为素材而写生。”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他创作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作品《山地》和《十九秋》。

《山地》的出现，是何家英“衡中西以相融”的新美学思想的成熟，他突破传统工笔人物画勾线后填色的模式，采用内外皆染的方法，将一个中国农民弯腰劳作的形象，大胆置入西方油画的古典色调中，并借鉴中国壁画的写意手法，将人、石头、土地、工具融为一体，实现了构思上的自我突破。不仅如此，这幅作品，改变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边缘地位，也是何家英将欧洲古典主义和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风格搭建在一起，开创的新时期工笔人物画新面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最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个看不到面部表情，却突显坚韧脊梁的绘画意象，饱含了一种对命运深深的关切。以前，他的绘画，总是想着要跟现实的题材去扣题，他一直期待有所超越，做一些更永恒的东西，而这个农民的脊梁，代表了整个中国农民的一种生存状态，成为最鲜明、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。

1988年，何家英创作的以校园生活感受为题材的《酸葡萄》获得了金叉大奖。散点布局的形式，有别于文革遗留的围拢式构图，且人物刻画充满诗意，这幅作品的出现，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工笔画的新希望。

可以说，整个80年代，是何家英创作历程最具代表性的时代，也是他深入农村写实最多的时期，也正是这个时期，让他对中国工笔画的未来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，他说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就是要在中国文化上有所建树，这才是你艺术最大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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