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街道主任》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笔画真实和独立的一道分水岭。如果说小眼睛的胖大娘是何家英儿时记忆的再现，那么《十九秋》则是年轻的何家英对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感悟。
画面中这个经历了十八九个春秋的姑娘，在枯黄凋零的落叶中，行走于丰收的柿子树下，若有所思的眼神闪烁着，既是对过去十几年时光的追忆，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希望。
这幅作品创作于1984年，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得以全面实施。
从反右倾运动开始到文革结束正好十九个年头，在那时的中国百姓心中，未来的路怎么走，虽然未知，却充满了期待。
何家英试图用画笔记录这个时代，刻画出新制度下人们复杂的情绪，却始终找不到那个最令自己满意的形象与场景。
何家英：在画《街道主任》以前，其实我就想画一个中国式的有个性的一个形象。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过去看到北京的一些工笔画展，展出的作品形象都是大眼睛、双眼皮这样的一种概念形象。
我觉得跟我理解的古人的那种审美差距特别大，我觉得古人在审美上那种品质，是中国的一种有文化的东西，也就是说我从那时候就埋下了一个愿望，我一定要画出一个中国式的形象来。
因为这张画画起来很不容易，因为都是小短衣服，线条也短，你想画出工笔的形式感是非常难的。
我借用了她猫腰捡柿子，这时候她猫腰的时候，这衣服褪上去了，甚至连裤腰带都露出来，然后她站起来再一扭身，这一扭身的过程，就形成了几条好看的线条。
后背上这样的一种很生动、很真切的线条，然后她的脚这样悠扬的弯过来。
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形象，你仍然画不出一张画来。
就是你得有一个媒介，有一个载体来承载这个形象，如果没有一个题材，光是画一个人，长成这样，没多大意思，没有内容。
《十九秋》是因为在唐县的一次秋天，我到了一个老姑村，翻过山梁，一片红色柿子树，这样的意境给我的感受特别强烈，那这样就有了一个我要表达意境的载体。
那些柿子树，想画一个穿梭在柿子树的一个女孩子，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可能。
我画了非常多的草图，小草图特别特别多，想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，然后自己根据一定的收集的素材，然后再加上自己一直都渴望、愿望里的理想性的塑造了一个《十九秋》的形象。
也就是说第一，内容上讲酝酿已久。第二，找到了一个契机。第三，自己从客观到主观，有着一个提炼、加工和塑造的，甚至说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形象，完成的《十九秋》。
无论是街道主任中的胖大娘，还是《十九秋》里的农家少女，他们并不符合普遍意义上的审美诉求，更称不上美人，但他们却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会缩影。
这些极富个性的、活生生的存在于那个时代中的人，承载了何家英的个人情怀，也成就了一幅又一幅的经典画作。
让后世之人穿过画面回到那个时代，感受那份或愉悦、或伤感、或迷茫，乃至莫名的心灵震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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