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曾
范曾对八大山人的崇拜
八大山人是范曾最为崇拜的一位中国古代画家。这位明王朝宁献王的后裔，少年时遭遇家国之不幸，装聋作哑，剃发为僧，后虽还俗，但仍过着参禅、问道、崇儒的生活。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导致他在行为活动上的失常，在他冷漠中包含着轻狂和不羁。他是中国画坛上一位光辉灿烂的大画家，擅水墨花卉禽鸟，笔墨简括凝炼，极富个性，亦写山水，意境冷寂，工诗与书法。八大的笔墨，来自八大丰厚的学养、学养的受抑、受抑后的宣泄，不仅有着冲决地狱魔障的心灵的渊源，也有着中国文人画历史的渊源。范曾用“冷逸”二字概括八大的艺术：“冷”，当然是八大精神对来自社会、人生的感觉，其中成就了八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寂然自守的孤抱；而“逸”则是八大对困境的心灵超越，这正铸炼了他艺术上卓尔不群的气质和清峻绝俗的笔墨。这两者的融合便是八大在美术史上所创造的不朽符号。（《尊贤画集.临〈八大山人画集〉自序》）
中国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，就是不拘滞于色相以表现对象的多种关系，而以简洁洗练的艺术形式直透深不可见的心理层次，表现事物的精髓，体现一种本质之美。范曾说：“八大山人的画，简约至于极致，那是真正的妙悟不在多言，真正的至人无为，大圣不作。八大山人的画渐渐趋近语言符号的本身；或者换言之，八大山人的画就是一种符号性的空前伟岸的语言”（《尊贤画集》P90）。看八大山人的花鸟绘画，他几乎将山石、荷花和鱼鸟都用单一的墨色简化成一种抽象图式，而只剩下虚实、黑白，用笔相当地恣肆，不加修饰，直接呈露素朴之美。在他的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他的技巧，而只有整体流动着的强烈的生命意识。他的画也许并不反映什么美感，而是追求一种生机勃勃的趣味。他的绘画的创造意识要超过他的造型意向。这就形成了他的境界，即简易平淡中蕴含的生命的脉动，是一种天真烂漫、纯净澄寂的气象。范曾以艺术家的敏锐，意识到了八大的更深刻的意义：他的艺术成就所带有的预言性，中国绘画不仅没有消亡之虞，相反，将作为中国文化最精华的部分，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范曾认为，中国至高的笔墨，即使离开了表现对象，仍具独立之审美价值，聚之灿然为象，离之灿然为笔墨。试看八大之画，两棵秋风中摇曳的石榴，一只伏地待哺的小雏，几朵寒冬待发的梅花，一张独立夏塘的荷叶，真是妙悟者不在多言。每一笔、每一点除去状物写神而外，其自身的深闳内美，亦令人叹绝。究其缘由，最根本的还是八大运用空白的高妙。中国画有“计白当黑”说，谓画面空白处亦不可不计，空白处也是文章所在。虽笔墨未到，而整体画面结构、黑白之间则相互依存。疏至极则为白，密至极则为黑。八大的成功，不仅在于“计白当黑”，更在于“知白守黑” （《尊贤画集?知白守黑》）。八大的这些绘画特点，我们在范曾的《仿八大塘荷正开图》、《仿八大鱼雀悟谈图》中都可体味出来。
范曾作品《 八大山人造像》
范曾喜欢临摹八大山人的画
范曾喜欢临摹八大山人的画。他体会到，要掌握八大的绘画语言，就要按《庄子》一书中的两句话来做：一是“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”（《庄子?人间世》），即必须视八大为异代知己，有天上人间的对话，这样摹画外形便必以内心交融为前提，到挥洒自如中得其神韵；二是“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” （《庄子?人间世》），婴儿是朴，是无极，是宇宙本初，必须与八大山人携手游于无何有之乡，在撄宁之境中忘怀得失（《尊贤画集?临〈八大山人画集〉自序》）。因此范曾临八大的画，就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复制，而是“仿”在立意，“仿”在对空间的处理。他心中有一个活着的八大，他在与八大交流，是对八大绘画语言的摸索与掌握，在挥洒自如中得其神韵，这也是感悟中的再创造。正如他所说的“凭虚驭风，然后得八大山人神”。（《尊贤画集》P120）他的摹品不似八大，却似山大，在似与不似之间，这就是范曾所理解的八大。对《仿八大塘荷正开图》、《仿八大鱼雀悟谈图》两幅作品，亦应如此看待。
范曾服赝八大、赞美八大、钻研八大，并不是说除八大外他再目无余子。其实无论古人或今人，凡是在绘画上卓成一家、有重要贡献的，他都抱有敬意，对许多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。例如，他认为蒋兆和先生伟大之处在于其很了解西方素描的精髓是什么。蒋先生要求学生在三维空间里多角度地观察对象，对结构要有整体把握，他对细节非常重视，包括皱眉肌的微妙变化，甚至对眼黑的把握都要反复观察推敲。范曾认为这对他严格地掌握造型能力起了非常重要的教导作用。现代国画人物，他以为有三位大师切不可忘，即徐悲鸿、蒋兆和、李斛，而其中蒋兆和先生对中国人物画教学法系统之树建，功劳最著。范曾很推崇李可染先生，说他的书画用笔看似迟缓，但将他的作品张之素壁，那线条的浑厚劲拔，真如金刚杵般百折不屈。他对李苦禅、潘天寿两位书画大师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，认为近世画家，从风格的符号意义上来讲，潘天寿略胜李苦禅；而从笔墨线条的蕴籍、直而不肆、光而不耀来说，李苦禅有过于潘天寿。他说，当你观赏李苦禅和潘天寿的作品时，前者使你更贴近宇宙本体，而后者则使你更惊叹用笔构图，这是这两位花鸟大师的甲乙之辨。他把潘天寿比作华山，华山虽险而险并非中国画的最高境界；把李苦禅比作泰山，泰山雍容丰厚不愧为五岳之尊（《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家.范曾.范曾谈艺录》）。对两位大师的比较可能见仁见智，但范曾的钻研精神则于此可见一斑。也正由于有了这种广泛吸收的钻研精神，他才能胸怀阔大，见识超卓，境界高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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